收入分配改革成败关键在于话语权重塑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非新问题，事实上早在2000年左右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越了0.4的国际警戒线。缘何至今才高调旧事重提，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边强调市场竞争到次贷危机之后，发现市场并非总是高效，舆论更倾向于在起点公平的情况下开展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二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倾向，基尼系数从10余年前的0.4扩大至近年来的0.48。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贫富分化已开始从单纯的数据量变向阶层分隔的质变转化。根据湖北省人才中心与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显示：近半数“江蚁”月收人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该报告负责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黎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这一现象，源于当前中国社会日趋成型的“代际壁垒”。也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贫富社会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不断加强。

如果不对目前的收入分配和社会阶层人员流动进行主动干预，那么贫富阶层各自集中的“负反馈”机制将会自动加强，并引发更为严重，甚至难以控制的社会矛盾冲突和阶层对立。破解这一迷局的关键在于：给予此前为追求市场效率而有意无意屏蔽的中低收入阶层话语权，而非官方主导的收入分配计划安排。

缩小贫富差距，缓解贫富矛盾的关键在于建立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公平环境。只有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下，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等各种形式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穷二代才能有机会通过自身合法努力进入富人行列，而富二代即便有家庭遗产，如果不积极努力，也同样会逐渐成为普通收入阶层。政府主导的收入分配计划，事实上往往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此前“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的案例已经充分证明政府主导式改革很可能使有话语权的富裕阶层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而缺乏话语权的贫困阶层则收入“被分配、被补贴”。

实现这一环境的关键不在于外部力量的赐予和平衡，而在于相关社会阶层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话语权。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政府应给予其维护自身权利的话语权，鼓励其积极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行斗争。改革现有的劳工保护和工会制度，真正建立起代表职工利益，为职工利益服务的工会选举管理体系。只有中低收入阶层联合起来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有效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初次分配收入。

相反，如果依靠政府推动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势必会遇到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相当大部分本身就与政府密切相关。可以想见，兼具运动员裁判员双重身份的政府将难以避免内部阻碍力量的制约，政策改革的实际收效将大打折扣。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收入初次分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改革难度应远大于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实质是提升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问题，并且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从能源利用效率和技术改革中获得新的利润增长。而提升贫困阶层的收入则是涉及收入分配的零和博弈，特定时期一个阶层收入提升必然意味着另一个阶层收入的下降。因而整体改革难度势必大大提高。

二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根源是贫富两个阶层的问题，与城乡户籍并无本质联系。事实上，在城镇中的普通劳动者与公务员、国企等高收入集团差距同样巨大。这个问题的本质还在于对中低收入阶层为自身利益发言的话语权与政府对其利益的保护。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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