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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推进简政放权

发布时间:2021-01-21 14:10:44 阅读: 来源:落地镜厂家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推进简政放权

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明确了改变以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为主来刺激经济、保持增长的短期政策,并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改革目标。应当说,这是一个实质性进步。第一,抓住了增长转型的要害,追求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第二,拒绝短期内以“击鼓传花”的方式维持增长,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终结不合理的旧结构、旧模式;第三,以此为起点,加快改革步伐,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多年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有望使经济吐故纳新、浴火重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破不立、重在改革。但现实地看,新经济政策要实现打造经济升级版的预期目标,坚持不刺激和挤泡沫是不够的,改革更需要通过全面的简政放权,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

一、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表明,政府主导的经济升级看起来是新的,但常常会是“伪版本”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加速扩张的势头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扩张几乎都带着形形色色的经济升级版的“新帽子”,但是客观地看,真正可靠的并不多。

比如一些产业振兴规划,算不算是经济升级版?按照政策制定的本意,没有理由说不算。在这些规划中,钢铁行业首当其冲。但今天的现实是,钢铁产业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困难。太阳能光伏产业也是个典型的经济升级版案例,号称战略性新兴产业。当时搞得遍地开花,现在连不少地方政府都套进去难以自拔。

再从地方层面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项目和造新城运动,也都不约而同地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口号,大铺摊子、大上项目。一些地方甚至削山、填海,把迪拜模式也引进来了。一些项目当初立项的时候,都被认为是好的,看起来很振奋。没有理由说他们的理念不先进,没有理由说他们不是在搞升级版。但从整体来看,从中长期看,相当多的项目是经不起市场检验的,很多项目自建成之日就成为闲置之日。而与日俱增的地方债务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产能过剩问题都一一暴露出来了。

二、真正可靠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应当是市场主导的、以满足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为主的新经济结构

旧的经济升级版之所以不可持续,最主要的问题是接受不了时间的检验,接受不了市场的检验。这就需要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升级版?

事实上,与过去30多年有很大不同,当前,我国处于中产阶层成长的重要时期,消费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现在凭什么敢说自己能打造经济升级版?它的市场基础是,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大致占到人口的四分之一,大概有三亿人左右,这三亿人的消费在升级。但原有的经济结构满足不了中产阶层的新的消费需求。这是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升级的最大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无论折腾出来什么样的版本来,都只能是“伪版本”的经济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有市场、能够反映中产阶层消费需要的相关产业,能够有较大的市场盈利空间和市场发展前景的经济项目,才算是真实的中国经济升级版。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应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产阶层增加——消费需求升级——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经济结构——中产阶层的工作岗位、工作机会增加——中产阶层进一步增加。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不神秘,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比如说,中产阶层家庭需要给孩子买奶粉,你把质量差的奶粉搞成质量好的,这就是真实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再比如说,中产阶层家庭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读大学,你搞几所能够满足自己国内需求的大学,也算是中国经济升级版;中产阶层消费群体有高品质的文化需求,你把他们的需求搞好,都算是中国经济升级版。

应当清醒地看到,满足中产阶层的有效经济需求,需要扎扎实实地把市场搞好,需要放手让更多民营经济去做才能做活做好。单靠政府主导外加国有经济部门,一拍脑袋,用大跃进的方式来做是行不通的。当前,最令人担心的一个是,旧模式完全有可能使刚刚起来的中产阶层的发育过程中断,使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基础消失。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坚持在政策上不刺激经济增长非常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

在旧模式、旧结构上增长,速度越快,带来的中长期问题越多,所以增长速度降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优化。而且,只有增长速度降下来才有可能改变旧结构。但是也应看到,坚持政策上不刺激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袖手旁观,如果不对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进行果断的改革,新经济政策不会真正有效。

这些年,由于市场化改革滞后,经济结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尺蠖效应”:在短期的宏观政策上,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的突破拉配套,最终的结果都会是有利于旧结构的生长,不利于新结构的形成。

从过去多年的经验看,“政府主导+国有经济”模式左右逢源、逐步强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经济政策的扩张也好、紧缩也好,政府主导的项目、国有企业的项目大都会在原有的轨道上扩张:你搞扩张性的政策,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拿主要的银行信贷,将项目扩张搞得顺风顺水;你搞紧缩性的政策,也难不倒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只是民营经济遭遇更大困难,而政府主导的项目反而可以攻城拔寨,扩大地盘。

这种经济结构扭曲,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甚至自己直接站到前台,直接出手做经济。而如果是市场主体自己来做决策,就不会把珍贵的资金投资到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上。所以,投资率下降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风险,都与此有关。现在,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如果不打破“政府主导+国有经济”的旧模式,经济结构很难获得吐故纳新的机会。

四、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摆在改革的突出位置,寻求建立有限政府的新路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研究成果。有专家诊断: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博弈,是问题的关键。主要理由是中央提倡科学发展,而地方以GDP为中心,导致了目前经济转型升级的重重困难。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问题。但现在还应当看到一些新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即使按照中央所说的发展目标去做,仍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比如,地方搞太阳能光伏,完全可以从中央的产业规划中找到依据。你说太阳能光伏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展方向,我完全同意,大力发展,补贴发展;你说要搞新型城镇化,我造几个新城,搞绿色城镇化、文化城镇化,算不算新型城镇化?现在,这些“伪版本”的升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根本原因是政府自己在做决策、唱主角,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的因素抛开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攻方向应当是打造有限政府。

新一届政府承诺,在任期内削减三分之一的行政审批权。这是转型升级的动力所在、支撑所在,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同时也要看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所涉及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审批的问题,应当以行政审批权的削减为契机和突破口,还需要把简政放权的改革引向深入。

总体来看,现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简政放权上都有很大空间。就中央层面来说,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部委取消了,但是经济搞活了。比如机械工业部取消了,但是现在机械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三一重工这样的民营企业成为国际上都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企业,很难归结为哪个部委领导的结果。

从地方政府看,更需要简政放权。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受限,很大原因是受制于行政审批过多。但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项目却绕过了这个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搞开发区、为了造新城,由主要领导直接抓,确保项目很快审批下来。而民营经济就没有这个优势,仍然需要走繁琐的程序。

五、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削减审批事项的数量很重要,但更要突出重点,瞄准打造新经济最急迫的服务业领域,在增量改革上有大作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是新鲜事,过去10年也曾大张旗鼓地推进。减少多少量大家都能展示成果,都能够讲出来减少了几千个。但合并同类项是很简单的,现在的问题是,哪些行政审批事项是经济转型升级最急迫、需要解决的事情。

比如,今年大学生就业,有600多万大学生要找出路,在经济下行的条件下是特别困难的。企业裁员的居多,增加的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让大学生在各个领域自行创业,不用审批、不用交税。这个改革是一本万利的改革,不仅关系到经济本身,还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大学生是创造新经济最有潜力的社会群体,给他们一个出路,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审批事项。现在,应当集中解决大学生创业困难问题。

再比如服务业发展,这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但是多数服务业民间资本进入比较困难。这有审批的因素、有垄断的因素。所以全面削减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审批事项,重在大幅度减少服务业的投资审批,在这个前提下改革服务业用地政策,最起码要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现在,大家总是抱怨民间资本也在到处搞投机,不务正业,深层次问题是想进入赚钱的领域进不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要瞄准这些领域,给民间资本找一个出路,激活民间资本,使其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中国去杠杆化要看清几个关键问题

去杠杆化议题近来广受关注,被认为是将来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从全球看,在本轮金融危机前的几十年,杠杆化大大推动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让人陶醉。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每一个经济主体如梦方醒,从个人到公司再到国家都开始了去杠杆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在过去几年逆向而动,采取了加杠杆操作,大大刺激了经济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的边际收益迅速减弱,产能过剩向更广泛领域蔓延,去杠杆化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但与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相比,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所承载的使命、所进行的路径以及要应对的挑战均有不同。

去杠杆化的经济学解释

杠杆化一词借用物理术语,用以表示以较小的自有资金,利用财务方法和金融工具支配和撬动大量资金,用以投资和经营的模式与手段。杠杆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角度看,在公司财务里,杠杆是指净利润变化率与总收入变化率的比值。广义的杠杆化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机制,任何能产生这种效果的产品和运作方式都可以造成杠杆化。

杠杆化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性,在经济向好时带来更高收益,在经济向下时蒙受更多损失。本次危机的爆发,为过度杠杆化的模式当头棒喝。经济主体纷纷开始去杠杆化操作,通过抛售资产,选择传统金融工具等方式偿还债务和规避风险。

去杠杆化的过程可以归纳为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投资者—消费者—全球经济五个阶段。去杠杆化的过程还可以按历史时期分为早期衰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经济回升和公共部门去杠杆化三个阶段。在早期衰退阶段,私人部门债务比率攀升至高点,公共部门负债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个阶段大概要持续1-2年时间;在第二阶段,即私人部门去杠杆化阶段,私人部门现金流增加,经济回暖,但由于推行财政刺激政策,公共部门负债率达到阶段高点。这个阶段持续时间大概为3-4年时间;在第三阶段,公共部门去杠杆化阶段。尽管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反弹,全社会负债率再次上升,公共部门不得不开始漫长的去杠杆化进程。这个阶段大约持续10年左右。从这个规律来看,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完成后,经济将开始企稳回升,而财政将在滞后一定时期后实现V形反弹,最终使经济摆脱下行趋势。

欧美国家的去杠杆化

自危机后就已开始并仍在继续

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就是各国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去杠杆化,而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首当其冲。

2008年4月,美国各类债券的初始保证金由平均10.4%提高至24.5%,平均提高了136%,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2008年8月。与此类似的是,结构性贷款杠杆水平由4.99倍降至3.61倍。而CDO同类产品的杠杆率也逐步丧失,到2008年4月,杠杆率平均水平由30倍左右降至3.5倍,原先市场流动性较高的债务担保凭证类产品杠杆率的平均水平降至5.7倍,ABS、CDOs的杠杆率在2008年8月彻底变为0.

紧随金融产品之后的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第一波始自美国,美国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从2008年开始大幅下降,已经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并大大低于30年的历史平均值。尽管美联储推行了若干期EQ,释放出大量货币,但由于商业银行自身对资产负债表的考量,银行的去杠杆化趋势明显。

第二波来自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全球银行债务一半左右来自欧洲,其中主要由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银行持有。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也在不断加深。信贷紧缩对产出的影响巨大,导致全球经济迟迟不能走出衰退。

去杠杆化逐渐向消费者和全球蔓延。金融危机前,美国政府的负债并不多,家庭负债占到了美国GDP的95%以上。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直接影响了经济的总需求,减少了产出。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大大降低了进口,全球贸易陷入凝滞。

截至目前,欧美国家的去杠杆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依然延续着较为强劲的势头。危机之后美国的状况看起来要好于欧洲。在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总债务与GDP之比为279%,远低于英国(507%)和西班牙(363%)。美国政府举债能力依然强大。英国政府的举债成本也保持在较低水平。英国金融部门庞大的资产负债规模(与GDP之比为219%)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英国负债率高企的原因。但英国政府正在削减开支,英国私营部门的去杠杆化步伐则非常缓慢。西班牙政府的举债成本远高于美国和英国,而且截至目前,西班牙私营部门的去杠杆化程度依然非常有限。但美国,私营部门的去杠杆化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也从侧面表明,美国经济更有可能率先企稳回升。

中国的去杠杆化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在经历了危机后的加杠杆刺激后,正在逐步转变宏观策略,朝着去杠杆化的方向发展。如果说6月下旬的“钱荒”是市场对信贷扩张的本能冲动的话,人民银行的行动则表明了中央的意图。如央行行长所言:“此次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其积极意义在于提示银行,需要对自己的资产业务做出调整。”这说明,中央试图扭转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信贷刺激经济的模式。去杠杆化进程,在中国已经加快了脚步。

然而,中国的去杠杆化与欧美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

一方面,去杠杆化的背景不同。美国的去杠杆化是金融机构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做出的自行调整,美国的去杠杆化表现为金融衍生工具的保守化趋势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可以说美国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去杠杆化。欧洲与之类似,但债务危机因素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中国则更多是由宏观经济和国际环境所引发。

另一方面,去杠杆化的基础不同。欧美的去杠杆化所面临的现实是国家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私人消费,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的经济特征则大相径庭,高度依赖信贷和投资驱动,政府扮演着关键角色,个人消费动力不足,私人部门的作用较为弱小。

中国进行去杠杆化有其必要性

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杠杆化还是去杠杆化都是双刃剑,不能简单的评论其优劣,关键取决于当下的经济形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去杠杆化是以“阵痛”换取长期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去杠杆化来营造稳健的金融条件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倡导多年,近来改革脚步明显加快。各种会议紧锣密鼓,学术观点不断争鸣,这些都反映出政府改革的决心和业界强烈的预期。如果条件成熟,改革的大幕将会尽早揭开。不过,利率市场化意味着金融机构必须要有充足的流动性和稳健的经营策略,汇率市场化更是需要全面的市场化管理能力。

说到底,这一切均建立在金融体系稳健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经济推动者的角色,虽然缺乏丰富的高杠杆化率的金融产品,但已习惯了保持较高的杠杆率。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杠杆大约为20-25倍左右,高于美国的商业银行。

2、资金在实体经济外“空转”需要去杠杆化来实现倒逼回流

资金“空转”是指金融机构的资金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证券和房地产等资本市场。未能真正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虽然资金“空转”会使银行在短期内轻松获利,但极易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而导致资产质量下降,并使银行信用受损,最终的结果完全有可能让银行的成本和风险数倍于收益。6月前10天,全国银行信贷增加迅猛,其中,银行新增贷款70%以上是票据融资,甚至出现动用隔夜拆借资金做票据贴现的情况。

与之相对的是,一般性贷款增加很少,这说明很多钱没有落到实体经济中。在银行追求资金“空转”获利、将同业业务不断演化、脱离实体经济需要时,风险隐患已经埋下。通过同业业务,商业银行可以暂时缓解资本压力,减少对资本的消耗。但无论是同业资金“空转”,还是房地产、融资平台领域,银行资金并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去杠杆化的过程可以通过收缩资产负债表来约束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也可以有效地抑制表外业务的过度扩张。“空转”问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实体经济缺乏盈利能力和投资热点,另一方面是虚拟经济存在较大的获利空间。通过杠杆率的控制,达到此消彼长的效果,将“空转”规模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倒逼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3、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去杠杆化来抑制投资冲动

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机制、国有企业的天然禀赋以及政府对银行决策的干预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投资冲动特征。地方政府具有刺激经济的冲动,企业具有增加产能的冲动,银行具有扩张信贷的冲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已不仅仅是局部过剩,而是表现为大面积、泛行业的全面过剩,抑制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十分突出的经济问题。去杠杆化,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上游约束。通过对融资渠道的约束,为抑制产能过剩提供了一道闸门。去杠杆化从金融机构和企业自身两个方面提供了有效管理的空间。

4、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去杠杆化来逐渐消化吸收

经济衰退的初期是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这时的财政往往会以加杠杆的方式吸收负面效应。此后,财政债务问题将会成为节点,如果不能妥善的解决,放任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将会因短期利益而导致经济陷入低迷之中,拖累长期增长。随着投资边际收益的递减,地方财政收入也陷入了增产不增收的窘境。

地方为缓解财政收入和债务压力,或将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创收”,使市场不仅会预期未来地方财政收入敞口风险,而且将累及同样高负债的私人部门,导致股市、债市风险溢出。在经济形势倒逼之下,去杠杆化策略成为不二之选,地方金融债务的去杠杆化首当其冲。中央最近已经提出政府要过“紧日子”,实际上就是缩减债务,量入为出。

5、经济增长引擎面临切换需要去杠杆化来实现软着陆

投资、消费、净出口,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如今两大引擎面临暂时性动力不足。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净出口大幅下滑。进出口金额自2008年大幅跳水后,一直未能实现危机前的增长势头,出口同比增速频现个位数增长,甚至负值。净出口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长期匍匐在零值以下。

一直作为经济重要引擎的投资需求,也呈现出拉动乏力的迹象。2010年以前的很长时间,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消费,但自2011年以来,随着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巨大的信贷规模已难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1年和2012年两年的贡献率均低于并未出现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

传统的动力引擎出现了动能的消退,唯一办法就是切换到新的引擎上来。然而,引擎的衔接和转换需要时间和桥接。去杠杆化过程正是要让投资这架马车回归正常的轨道,为消费加速创造条件,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去杠杆化需要勇气应对各种挑战

去杠杆化是一种以短期利益换取长远利益的选择,是以短期的调整来谋求长期健康发展的策略,因此去杠杆化的道路注定充满挑战。

首先,全球去杠杆化的进程虽已持续数年,但仍未完成。贸易保护主义和外需不足,导致我国的进出口缺乏强劲的动力,这一情形恐仍将延续。

其次,去杠杆化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下降,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带来损失。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金融产品去杠杆化的进程,导致了该国三大主要资产价格的整体下跌,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大幅大跌,导致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下降,银行等金融机构资本金缺口不断扩大。

当前市场对金融机构面临的资本金缺口非常担心,因此市场对金融机构杠杆率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为了降低杠杆率,金融机构加快出售高风险资产,收缩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下降,加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这又引发了新的流动性问题和资本金短缺问题。

再次,去杠杆化会造成实体经济一段时期内的下滑。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会逐渐传导至投资者和消费者。资产价格的下降会导致投资者抵押品价值的下降和消费者财富的减少。企业和居民的去杠杆化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从而加剧了金融机构利润的下滑以及各类资产价格的下跌,反过来强化了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

最后,去杠杆化会使财政在较长时期内承受一定的压力。危机的初期,政府会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刺激经济,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开始,政府又开始帮助私人部门,这其实仍然是一个加杠杆的过程。财政债务在去杠杆化的初期会积累至较大规模,而最终去杠杆化会在后期延伸至公共部门。整个过程不仅会积累较高的风险,而且会在后期带来较大的痛苦。

尽管,去杠杆化在短期内是痛苦的,并且痛苦的程度和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延伸,但不可否认,去杠杆化对于长期来说,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因此,私人部门要收缩债务,政府也要过一段的“紧日子”。为了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以“短空”来换取“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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